第二章 拓展阅读 精神科诊断中的心理学效应

《批判精神医学：争议和临床启示》，桑德拉.斯坦加德 编著，施普林格出版社，2019年

第二章 拓展阅读 精神科诊断中的心理学效应

编者按:本文汇编一些精神科诊断中可能产生的心理学效应，作为今后《批判精神医学：争议和临床启示》(桑德拉.斯坦加德 编著，施普林格出版社，2019年)读书会的拓展阅读材料。

本文提醒亲历者及医务人员注意诊断这一行为产生的复杂效应。如下文提到的“ 诊断不光对个人构成了一定的风险，同时增强了其抵御变化的能力。”，这些效应有获益的，但也有可能遭受损害的，比如反安慰剂效应/惊吓剂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自我实现的预言。

亲历者需要辩证地以所谓发展的眼光看待诊断结果，即精神科的诊断，也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原因之一，精神科诊断主观性强，误差大，需要通过长时间观察、随访增大其确定性，原因之二，人的身心状态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之中。原因之三，本文披露的各种心理效应造成的诊断自我认同也许会带来损失。

关键词:

心理暗示，自我心理暗示，自我催眠，

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

锚点效应，贝叶斯推理，

确认偏差，

罗森塔尔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自我实现的预言，

疤痕实验

先引用一段教材话语。

书名：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

作者：陆林

第五章　人文精神病学概论
第一节　精神病学的人文内涵

精神病学缺乏人文精神，深层原因是对心理学问题的过度物质化态度，忽视对精神活动本身的规律的探究。
本书前几版已经提到过，卡尔.雅斯贝尔斯（K.Jaspers）在其于1913年出版的《普通精神病理学》中总结了当时精神病学、心理学界的“方法论之争”，提出要同时重视解释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explanation）与理解的心理学（psychology of understanding）。反思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其论点并未过时，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被赋予新的内涵。所以，还有再论“两种心理学”的必要。
简言之，解释心理学关注的是精神和精神病理现象发生的机制和物质基础，解释因果关系；而理解心理学重点则在于精神世界内部的“有意义的联结”。在只强调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的生物医学模式中，精神科医生几乎只关心精神活动的形式、机制，却并不关心一个个具体患者的精神本身，即动态地发生的主观心理体验。这种重物质、轻精神的态度对精神科医生的职业活动是有害的。

“动态唯名论”：精神疾病分类如何改变自身认同？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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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视点

传统的精神病学分类法正备受重重争议，给病人（诊断）分类会改变个体体验自己的方式，甚至可能使他们的认知和行为发生变化。近日，作者曼维尔·辛格（Manvir Singh）在《纽约客》发表文章《我们为何要把精神疾病分类变成自身认同》（Why We’re Turning Psychiatric Labels Into Identities），介绍了当前精神病学分类法存在的争论，以及它们如何改变人们的自身认同。

把人们按照特定的类别分门别类，加拿大哲学家伊恩·哈金将这种方式称为“动态唯名论”（dynamic nominalism）。哈金指出，类别与被分类的对象之间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命名，即将物体与其他存在物区分开来并将其标签化，这是人类的一种基本行为，意味着理解和控制的开始。

正如伊恩·哈金所观察到的，对人的（诊断）分类会改变“个体体验自己的方式——甚至可能使他们的认知和行为发生变化，这是社会和医学制造的分类导致的效应”。

佩奇·莱尔的《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感觉：自闭症诊断如何拯救了我的生命》一书阐释了精神病学对人的分类如何塑造它所描述的人。它塑造了患者的社会身份，并对患者的行为模式和心理活动进行解释。通过告诉人们其真实身份，诊断不光对个人构成了一定的风险，同时增强了其抵御变化的能力。正如性格测试（看，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星座（我是天秤座！）和世代绰号（我是Z世代！）都用于帮助人理解自我一样，精神病诊断亦是如此。

……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病人的症状经常随着他们的病理名称而变化发展。在莱尔看过精神科医生后，她的母亲观察她说：“自从确诊后，你的行为越来越像自闭症患者。”世界各地的人都会碰到他们无意识呈现出的疾病模型。

评: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人类从基因上就已经对不确定性存在深深的恐惧，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印刻在了我们的基因当中。

人们需要一个诊断来获得确定，获得安稳，

但是医学诊断，尤其精神科的诊断，不确定性是相对高的，但是人又要安心，于是诊断后面的可能性被省略了。

"理性人”（homo rationalis）用冰冷的硬逻辑对所有选项进行认真衡量，对数据进行理性分析。但这一人类物种可能已经灭绝，或者从来就没有存在过。
    ——迈克尔·谢尔摩（Michael Shermer），  美国怀疑论者协会创建人

    不带任何偏误地去认识和理解不确定性，这是理性的基石，但并非个人与组织想要的东西。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 经济心理学家，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思维补丁：修复你的61个逻辑漏洞》

[美]罗伯特·托德·卡罗尔|著

王亦兵|译

新华出版社|2018年1月

英文版原名《明辩思维者词典》

作者简介：罗伯特·托德·卡罗尔，1945年出生，退休前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一所大学教授哲学和批判性思维。他一直对与逻辑和科学相悖的故事和观点感兴趣，并为此创办了一个网站www.skepdic.com,撰写了近1000篇相关文章。已出版有：《怀疑者词典：那些奇怪的观念、有趣的欺骗和危险的错觉》、《非自然行为：批判性思维、怀疑论和科学》等。

关于诊断后的获益，还有一种说法，

而现在很多青少年他是缺少改变意愿的，因为他的症状获益更强大，如果我抑郁了，我生病了，我就不用做作业，我就不用那么辛苦，我干嘛要治好呢？所以现在青少年治疗咨询的困难，很多青少年是缺少改变意愿，因为抑郁已经是他们最好的一个存在方式了，他在想要自杀的时候家人才会关心他，他才会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掌控，他不用上学，不用做那么多作业，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将近10%的青少年会尝试自伤害。青少年会以这种方式反抗，才让父母意识到严重性，学校才能意识到严重性。走向社会后，很多群体非常具有目的性，是功利的。

《格式塔治疗》丛书主编费俊峰博士专访：我的侠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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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确诊后，你的行为越来越像自闭症患者。”

这让我想到 反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和反安慰剂效应 | NEJM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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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是指人体在接受无效治疗情况下因积极预期而感到健康改善，与之对应的反安慰剂效应则是人体在接受活性药情况下因消极预期而导致疗效降低，或者在接受安慰剂情况下因消极预期而出现副作用，进而可能导致病情恶化。它们在临床治疗和研究中普遍存在，会影响患者疗效和结局。

Placebo and Nocebo EffectsColloca L, and Barsky

AJN Engl J Med 2020; 382:554-561

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分别是患者对自身健康状况的积极和消极预期所产生的效应。这些效应可发生在多种临床环境下，包括在临床实践或临床试验中使用活性药或安慰剂进行治疗、获取知情同意、提供医疗相关信息以及进行公共卫生宣传活动过程中。安慰剂效应导致有利结局，反安慰剂效应导致有害和危险结局。

不同患者的治疗应答和表现症状差异可部分归因于安慰剂和反安慰剂效应。在临床实践中，安慰剂效应的发生频率和强度难以确定，而在实验条件下，安慰剂效应的频率和强度范围很广。例如，在许多治疗疼痛或精神疾病的双盲临床试验中，对安慰剂的应答与对活性药的应答相似，并且在接受安慰剂的参与者中，有多达19%的成人和26%的老年人报告副作用。此外，在临床试验中，在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中，有多达1/4因副作用停药，这提示，反安慰剂效应可能导致了活性药停药或依从性差。

评: 在精神健康科普中，经常看到的某某“病”无法痊愈需要长期服药，这种宣传，是否不符合复元理念，是否具有反安慰剂效应，值得思考！

【综述】抑郁症研究中安慰剂效应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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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精神科杂志, 2021,54(5) : 396-400

近年来较多关于抗抑郁药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结果显示药物治疗效果与安慰剂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学者们开始关注安慰剂效应在其中的影响。

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安慰剂效应的产生主要受两方面机制影响：心理机制和神经机制。

（一）心理机制

1.预期：普遍的数据和大量的共识表明，预期理论是安慰剂效应的核心。言语信息、条件程序、观察性学习、反应预期、治疗关系都会影响安慰剂效应^［7］。患者很容易通过对有效性信息的直觉预测来产生对治疗疗效的预期。例如人们觉得高价进口药物比廉价药物更有效，外科手术比内科药物更有效等。Zilcha-Mano等^［8］发现，在抗抑郁临床试验中患者的期望值是安慰剂效应的重要来源，治疗中患者的期望值越高，治疗后其抑郁症状减轻越多。预期分为反应预期和刺激预期，在安慰剂反应中，反应预期与之更相关、更强烈、更稳定、更不易消失^［7］。然而若给出的条件太过极端（如告知患者药物有100%的疗效），安慰剂效应不会发生，因为不可信的声明不会产生预期^［9］。

2.经典条件化：经典条件作用是安慰剂效应的一种机制，于1957年首次被Gliedman等^［10］提出。经典条件化作用是指将安慰剂与有效药物配对使用多次后，即使单独使用安慰剂也可减轻患者的症状^［11］。随后，反应期望理论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挑战，该理论认为，经典条件作用只是通过让受试者提高预期，从而产生安慰剂效应，根据这种说法，由经典条件作用引起的安慰剂效应是由预期介导的，这一理论直到现在仍被广泛应用。然而近期Babel等^［12］的研究发现，尽管条件作用对预期有影响但预期并不能预测或介导安慰剂效应。这表明，安慰剂效应可能在受试者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产生，而条件作用可能是安慰剂效应的一种独特机制^［13］。

3.社会观察学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除预期理论和经典条件化理论外，社会观察学习可能诱发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例如，当看到一个受试者在特定刺激下经历疼痛和表达痛苦时，当同样的刺激出现时，观察者的神经和生理恐惧反应也会被触发，它也能导致疼痛信念的改变。根据Colloca和Miller^［14］提出的模型，观察者通过社会观察产生相应预期，从而产生安慰剂效应，并假设期望是社会观察性学习、言语建议和经典条件作用诱导的安慰剂效应形成的核心，这种说法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相一致。Bajcar和Bąbel^［15］也提出一个关于社会观察学习引起安慰剂效应的模型：通过行为、语言、间接符号使得患者产生相应的预期，从而产生安慰剂效应。有研究显示，观察组与亲身体验组均呈现类似的安慰剂效应，而言语指导组的受试者产生的安慰剂效应较弱。观察性学习在反安慰剂效应中同样起重要影响，如观察和（或）听其他人报道服用某种特定药物后出现严重问题，有时甚至比口头暗示产生的副作用更明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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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的拉丁文是placere，意为「使快乐、高兴」，指通过提供对生理上不起直接作用的药物和治疗减轻症状，是由于非活性物质或无效的治疗所产生的一种医疗作用。

一般来说，任何医疗处理，包括医生的和善态度、语言和医院环境，都具有这种心理暗示作用。

19 世纪德国植物学家沙米索说：「对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疗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

「安慰剂效应」的存在反映了在疾病问题上身心之间的复杂关系，但各位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如果相信某种药物有效会带来某种改善的效果，那么相信某种情况有害，会给身体带来什么改变呢？比如有些人就是会强烈地感到自己有病，但医生根本查不到任何病理改变，病人的种种不适只能归因于社会心理因素，这种在心理上将并不存在的疾病当作存在从而危害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形，在医学文献上被称为「反安慰剂效应」（nocebo effect），其拉丁语的愿意是：我将受害。

看起来，这「反安慰剂效应」还真的有点儿像希腊神话里所讲的那种预言导致自我实现，如果你不做那样不幸的预言，也许你就不会那么倒霉了呢。

疼痛背景下的反安慰剂效应：从发生机制到临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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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安慰剂效应的研究，即服用安慰剂的就诊者似乎会产生非特异性的副作用，表明，自我耻辱感和诊断后的疾病认同可能对就诊者产生负面影响[145，161]。被诊断的就诊者在其环境中所感知的歧视越多，他们越容易受到低自尊和低赋能[151]。精神医学诊断可以严重改变个人的自我认知。

145. Rief W, Avorn J, Barsky AJ.  Medication-attributed adverse effects in placebo groups: implications for assessment of adverse effects. Arch Intern Med. 2006;166(2):155–60.

Medication-attributed adverse effects are a frequent reason for poor compliance in practice and in clinical studies and are also common in patients receiving placebo. The occurrence of adverse effects in placebo groups can clarify the assessment of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We analyzed data from randomized, placebo-controlled trials of statin drugs published since 1992 with sample sizes larger than 100 subjects. Reports of adverse effects and discontinuation rates in placebo groups were evaluated. We compared data on adverse effect profiles in placebo groups between trials and with expected rates from population-based studies. We also sought to determine the range of adverse effect ascertainment methods used in different studies. Methods of ascertainment of adverse events varied widely across studies. Overall, 4% to 26% of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s of large trials of statin drugs discontinued placebo use because of perceived adverse effects. The symptom rate in placebo groups varied substantially across trials (up to a ratio of 13:1 for possibly drug-related symptoms, eg, headache, 0.2%-2.7%, or abdominal pain, 0.9%-3.9%) and were often markedly lower than those found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eg, fatigue, 1.9%-3.4%) in trials of statin drugs vs 17.7%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conclusion, the widely varying rates of adverse effects reported by patients taking placebo and the high prevalence of such symptoms in the general population should be considered by both trialists and clinicians. In addition, variability of adverse effect ascertainment is considerable and suggests the need for better standardization in research.

在实践和临床研究中，药物所致不良反应是依从性差的一个常见原因，在接受安慰剂的患者中也很常见。安慰剂组不良反应的发生可以澄清对不良事件报告的评估。我们分析了1992年以来发表的、样本规模大于100名受试者的他汀类药物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的数据。对安慰剂组的不良反应报告和停药率进行了评估。我们比较了试验之间安慰剂组的不良反应概况数据和基于人群的研究的预期发生率。我们还试图确定不同研究中使用的不良反应确定方法的范围。不同研究中确定不良事件的方法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在大型他汀类药物试验的对照组中，有4%到26%的患者因为感觉到不良反应而停止使用安慰剂。安慰剂组的症状发生率在不同的试验中差异很大（可能与药物有关的症状的比例高达13:1，例如，头痛，0.2%-2.7%，或腹痛，0.9%-3.9%），并且通常显著低于在他汀类药物试验中发现的普通人群（例如，疲劳，1.9%-3.4%）vs普通人群17.7%。总之，服用安慰剂的患者报告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别很大，而且一般人群中此类症状的发生率很高，这应由试验人员和临床医生加以考虑。此外，不利影响确定的变异性相当大，这表明在研究中需要更好的标准化。

161. Spiegel H.  Nocebo: the power of suggestibility. Prev Med. 1997;26(5 Pt 1):616–21.

A useful way to summarize the placebo-nocebo theme is to consider the tension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convi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conviction of the mainstream biomedical paradigm prevalent today, it would be tempting to say to Dr. Engel's patient: "That question is nonsense. Cancer pain is not classified as 'male' or 'female.' Pain varies with location in the body and other factors." This response is technically honest but, in effect, it would have the impact of a nocebo. It would impair the patient's hope and morale. The doctor's honesty and conviction would serve as blinders to the patient's suffering. This type of honest statement results in a diminished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atient's well-being. Taking the biopsychosocial context into account, Dr. Engel achieved a balance between conviction and responsibility. The patient's question was understood within the meaning and metaphorical terms of her belief system. He answered in a manner that respected her private point of view toward pain and tapped her suggestibility, guiding her toward a probable placebo effect. "Female cancer" resonated with her personal beliefs and wish for less pain. Engel was both true to his convictions and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the highest standard of care by understanding the patient's convictions and needs for comfort. The biopsychosocial concept provides a blueprint to bring the old-fashioned medical art of "humanness" to modern scientific care. Identifying the interactions of the problem, the person, and the totality of resources permits a focus on therapeutic strategies to promote placebo effects and prevent the consequences of nocebo.

书名：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

作者：陆林

第五章　人文精神病学概论

人文精神缺失，忽视患者社会-文化-心理问题，在临床上产生很多后果。例如医生不与患者充分交流，医患关系恶劣，削弱了患者的自我疗愈功能；画地为牢，自我缩减、限制了精神科业务范围和市场，大量患者流向其他科室甚至到医疗机构外寻求非医学帮助。本来许多精神障碍尤其是轻性精神障碍的患者，可以通过一般心理治疗、专门心理治疗得到缓解或治愈。但是，现在医生没有时间说话或者懒于说话，过度倚重药物、物理等躯体疗法，与此同时，其处方行为却又因医患关系恶化而不被患者信任，导致依从性下降；医患关系、医患沟通中产生的非特异性心理治疗机制减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不但积极的“安慰剂效应”（placebo effect）减弱，而且还可能产生与安慰剂效应相反的消极的“惊吓剂效应”（nocebo effect），如对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医源性心理压力、创伤，直接影响疗效、增加躯体治疗的不良反应。……

精神病学缺乏人文精神，深层原因是对心理学问题的过度物质化态度，忽视对精神活动本身的规律的探究。

脱口秀演员kid基德的双相亲历者叙事中提到一个细节，原先并不知道双相这个词，得到"诊断"后，去卫生间用手机查。

似乎很好地说明了一个被"诊断"捕获、定义、催眠甚至蒙蔽的过程。

反安慰剂效应应该也参与其中。

【KID炸翻了！玩梗躁郁症！抽象吐槽特朗普一个动作爆四灯！全程笑到扶墙！-哔哩哔哩】 https://b23.tv/EC053cQ

基德的双相叙事脱口秀完整版有近10分钟，涉及十几个关于精神医学的话题，非常值得玩味。比如在医院诊断前做量表的过程，出院后司机的对于亲历者的暴力倾向的刻板印象，在医生、母亲、教练的多种“疾病”归因，不同的解释话语体系，等等。

还可以从语义学角度来分析精神医学的话语体系是如何催眠人的，很有意思。比如接受并使用“精神病“而不是精神障碍，也可以视为一个语言陷阱。

https://mp.weixin.qq.com/s/0qxJUMsLZz1dgjLxKbh5xQ

书名：北大清华人大社会学硕士论文选编（2018-2021）

作者：晋军 卢晖临等

社会整体对于抑郁症概念的医学化建构，之所以使得个体的抑郁状态逐渐陷入频有复发的难解困境当中，根本上是因其本身即具有起到矛盾转移，并掩盖问题实质性症结所在作用的意识形态化（Ideological）的特点。

……

医学化建构的意识形态化特征即在于此：伴随着抑郁症的复杂成因与内涵被不断地予以狭隘而片面地解释，人们难以对抑郁症背后更深刻的社会性达成整体的理解，那些从根本上塑造抑郁状态的社会结构性症结亦频频遭到掩盖与忽视。

https://mp.weixin.qq.com/s/SAW-YW2XCzZFOKVoSooZjA

杨洁将日益渗透进大众生活的心理话语视为一种去政治化的、诉诸内在感受的修辞，人们透过这面“转向内在”的棱镜来重释自身遭遇，将社会经济问题降格为个人心理问题加以干预。在她看来，心理热的背后暗含着治理方式的转型，其本质是社会问题的“心理学化”（psychologization）。

学习群里有医生讨论这个话题时的对话

甲:诊断和刻板印象都是标签效应，

人类行为生态学的最省力原则，尽可能用少量概念去预测情境，坏处就是，容易简化。总是用一些固定概念来描述自己。如果一些概念好懂，能用，那他就会被一直用下去。

反面的例子：星座、mtbi人格

乙:是的，但是贴标签简化认知只是话语陷阱的一种，背后还有很丰富的内容。这里面的认知陷阱估计还有确认偏差。

一旦一个人服从医学的话语体系，

从而内心接受这个诊断，

那么祂的今后表现出来的症状，

和医学描述里符合的，祂就记得特别深，

不符合的，祂会忽略。

这可能也是  反安慰剂效应  的原因之一。

确认偏差，这种心理倾向描述了人们倾向于寻找、解释、偏爱那些符合自己已有信念或假设的信息，同时给予相反信息较少的重视或完全忽视。确认偏差使我们常常无意识地过滤和解释信息的方式，当面对新信息时，我们会更倾向于接受那些支持我们现有观点的证据，而对挑战我们信念的信息则持怀疑态度或直接忽视。

https://mp.weixin.qq.com/s/SXG3PGoVn8Fw-JuijXX5Qw

kid的这段医学叙事里还提到一个心理学词汇，锚点效应，

其实在另外一些学科，叫贝叶斯推理。

祂的教练给祂提供了另外一套话语体系。祂又换了一个锚点。

锚点效应（Anchoring Effect），作为心理学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揭示了人类决策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偏差现象。它指的是个体在做出判断或决策时，会过分依赖最先接触到的信息（即“锚点”）作为参考点，进而在后续的信息处理和判断中不自觉地以该锚点为基础进行调整，最终导致决策结果偏向该锚点。这一现象最早由心理学家Amos Tversky和Daniel Kahneman在1974年的研究中提出，并通过一系列实验得到了广泛验证。

自发锚定效应：与基本锚定效应不同，自发锚定效应的锚点并非明确给出，而是由个体自己生成或构建。这类锚点可能来源于过去的经验、内部信念、当前情境中的信息线索等。自发锚定效应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个体内部的认知加工和信念系统的激活。

3. 情绪因素情绪状态对锚点效应也有显著影响。积极的情绪可能使个体更加乐观，倾向于高估；而消极的情绪则可能使个体更加悲观，倾向于低估。此外，特定的情绪还可能激活与之相关的记忆和信念，从而成为内部锚点。

https://mp.weixin.qq.com/s/CSg2v84f8Aip1JyD2IHSGg

拨开迷雾！贝叶斯推理：读懂“不确定性”

https://mp.weixin.qq.com/s/Whzf7zpMUbnDR5IsTDaB1Q

通过循环迭代，贝叶斯推理让我们在不断吸收新信息的同时，动态调整对事件可能性的判断。最终不仅给出最有可能的结论选择，还能量化出对这个选择的确信程度有多高。

贝叶斯推理应用范围广泛，包括二战密码破译、医学诊断、

电商推荐、垃圾邮件识别、金融投资决策、剧本杀游戏等。在人工智能和计算光学成像领域也扮演重要角色。

人的认知缺陷 确认偏差，应该会干扰  贝叶斯推理。

继续谈反安慰剂效应，

设想两个场景:

a.一个心情低沉的人对照网上科普文章，担心自己有抑郁症，来到医院，医生经过诊断，说，你只是心情低沉，处在轻度抑郁状态，并未达到抑郁症诊断标准。不是抑郁症。

医生的权威性，给了祂定心丸，连同医生关切的态度，就像安慰剂一样，亲历者离开医院以后就不再担心，慢慢好转了。

b.一个心情低沉的人对照网上科普文章，担心自己有抑郁症，来到医院，医生经过诊断，说，你只是心情低沉，处在轻度抑郁状态，并未达到抑郁症诊断标准。不是抑郁症。

这位亲历者由于没有搞明白抑郁状态和抑郁症的区别，误解了医生的意思，以为得到抑郁症的诊断，之后心理负担越来越大，心理表现越来越像抑郁症了。

这两个场景大致可以说明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

还有个社会心理学实验可以说明反安慰剂效应。

“心”阅读 | 心理学经典实验解读（五）“伤疤”实验带给我们的启示

https://mp.weixin.qq.com/s/4GVsSDz9CfV5k3mhbNiL_g

Kleck, R. E., & Strenta, A. (1980). Perceptions of the impact of negatively valu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on social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9(5), 861–873.

https://psycnet.apa.org/record/1981-28014-001

24 female undergraduates were led to believe that they were perceived as physically deviant in the eyes of an interactant when in fact they were not. Following a brief discussion, they commented on those aspects of the interactant's behavior that appeared to be linked to the deviance. Ss who thought that they possessed negatively valued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found strong reactivity to the deviance in the behavior of their interactant, whereas those with a more neutrally valued characteristic did not. An expectancy/perceptual bias explanation is advanced to account for these results, although experimental demand is also a plausible interpretation. 

Study 2, with 50 male and female Ss, reaffirmed that both the expectancy and the demand explanations were plausible.

 Study 3 with 30 female Ss used a new set of instructions devised to test the competing explanations. Results strongly undermine a dem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al results.

 In Study 4, with 32 female Ss, persons who had observed the behavior of the interactants in Study 1 via videotape also perceived greater reactivity to an imputed negative form of deviance than to a neutral one. Data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the results of Studies 1 and 3 reflect the operation of an expectancy/perceptual bias mechanism and tend to rule out a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dynamic.

 (17 ref) (PsycINFO Database Record (c) 2016 APA, all rights reserved)

24 名女大学生被引导相信，他们在互动者的眼中被视为身体异常，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经过简短的讨论，他们对互动者的行为中似乎与异常有关的方面进行了评论。认为自己拥有负面评价的身体特征的受试者对他们的互动者的行为中的异常反应强烈，而那些具有更中性评价特征的人则没有。为了解释这些结果，提出了期望/感知偏差的解释，尽管实验要求也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第二项研究有 50 名男性和女性受试者，重申了期望和需求解释都是合理的。

第三项研究有 30 名女性受试者，使用了一套新的指令来测试相互竞争的解释。结果强烈削弱了原始结果的需求解释。在第四项研究中，有 32 名女性受试者，通过录像带观察了第一项研究中互动者的行为的人，也比中性的人对一种假定的负面形式的异常反应更大。数据支持第一项和第三项研究的结论反映了期望/感知偏差机制的作用，并倾向于排除自我实现的预言动态。（17 参考文献）（PsycINFO数据库记录（c）2016年APA，保留所有权利）

书名：洞见：从科学到哲学，打开人类的认知真相

作者：罗伯特·赖特

20世纪80年代的一项社会心理学实验正好阐明了这个观点。一位化妆师在实验对象脸上画出逼真的“伤疤”，并告知实验对象，实验的目的是观察伤疤会如何影响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实验对象被要求去和其他人对话，实验者会观察他们的反应。实验对象在镜子里见过自己脸上的伤疤，但是在接触他人之前被告知伤疤需要一点修饰，需要涂一点润肤膏，以免伤疤皲裂。其实，这时伤疤被擦掉了。然后实验对象开始了人际接触，心中怀着对自身样貌的错误印象。
在与他人接触之后，实验对象们接受问询：有没有注意到对话伙伴对伤疤有特别的反应？“噢，有”，他们中很多人都这么说。而且在播放对话对象的录像时，他们还能指出对方做出反应的具体地方。比如，实验对象觉得有时谈话对象会看向别处，目光显然是在躲避伤疤。

注:网上流传的所谓疤痕实验，经过文献检索，

可能是Professor Robert Kleck做的。

http://kleck.socialpsychology.or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Vol. 3, No. 3，Gender and Responses to Disfigurement in Self and Others，Robert E. Kleck and A. Christopher Strenta，
Published Online:January 2011

https://guilfordjournals.com/doi/abs/10.1521/jscp.1985.3.3.257

Abstract

Individuals viewed facial images of themselves that were normal or that had been manipulated to give the appearance of a facial scar. These were shown in a stimulus sequence that included images of both facially normal and facially disfigured others. Participants were more autonomically aroused (skin resistance) when viewing facially disfigured than when viewing nondisfigured individuals. Males and females did not differ in their autonomic arousal responses, but did differ sharply in the emotion terms they used to describe their responses to seeing themselves disfigured No gender differences were present in the nature or severity of the negative social implications that subjects projected for facial scars in themselves or in others. Most respondents felt that their less intimate relationships would be more disrupted by a facial disfigurement than would relationships with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When asked how they would know if another person was responding to a facial scar of the sort simulated in their photograph, respondents focused on the nonverbal dimensions of interactive behavior, particularly gaze patterns. The relative absence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responses to facial disfigurement in self and others is discussed.

受试者观看了自己的面部图像，这些图像要么是正常的，要么是经过处理后看起来有面部疤痕的。这些图像以刺激序列的形式呈现，包括面部正常和面部毁容的他人图像。与观看面部正常的人相比，观看面部毁容的人自主唤醒（皮肤电阻）更强烈。男性和女性在自主唤醒反应上没有差异，但在他们用来描述看到自己毁容的反应的情绪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在自然或严重程度方面，受试者对自己或他人的面部疤痕投射的负面社会影响没有性别差异。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与家庭成员和朋友的关系相比，面部毁容会更多地破坏他们不太亲密的关系。当被问及他们如何知道另一个人是否对他们的照片中模拟的面部疤痕做出反应时，受访者关注互动行为的非语言方面，特别是注视模式。对自我和他人的面部毁容反应中性别差异的相对缺乏进行了讨论。

自我认识：外面没有人，只有你自己——疤痕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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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世界是客观的，但由于我们自身的局限，我们感受到得世界是深深烙上我们个人印记的独一无二的主观世界。你的观念是如何影响着你对世界的认知和感受，心理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疤痕实验”，看完后请问问自己是风动帆动还是自己的心在动。 

心理学家们征集了10位志愿者，请他们参加一个名为"疤痕实验"的心理研究活动。10名志愿者被分别安排在10个没有任何镜子的房间里，并被详细告知了此次研究的方法:他们将通过以假乱真的化妆，变成一个面部有疤痕的丑陋的人，然后在指定的地方观察和感受不同的陌生人对自己产生怎样的反应。

心理学家们请电影化妆师在每位志愿者左脸颊上精心地涂抹上逼真的鲜血和令人生厌的疤痕。然后用随身携带的小镜子使每位志愿者都看到自己脸上的疤痕。当志愿者们在心中记下自己可怕的"尊容"后，心理学家收走了镜子。之后，心理学家告诉每一位志愿者，为了让疤痕更逼真、更持久，他们需要在疤痕上再涂抹一些粉末。事实上，心理学家并没有在疤痕上涂抹任何粉末，而是用湿棉纱把化妆出来的假疤痕和血迹彻底擦干净了。然而，每一位志愿者却依然相信，在自己的脸上有一大块望而生厌的伤疤。

志愿者们被分别带到了各大医院的候诊室，装扮成急切等待医生治疗面部疤痕的患者。候诊室里，人来人往，全都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志愿者们在这里可以充分观察和感受人们的种种反应。实验结束后，志愿者们各自向心理学家陈述了感受。所有参加实验的被试的感受出奇地一致，均认为自己因为脸上的疤痕而遭遇到了偏见和歧视。

这一实验结果，使得早有准备的心理学家们也吃惊不小:人们关于自身错误的、片面的认识，竟然如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他们对外界的感知。虽然脸上是干净的，但他们已经将"疤痕"牢牢地装在了心里。

疤痕实验证实，一个人內心怎样看待自己，在外界就能感受到怎样的眼光。

美国“疤痕实验”与 中国陆九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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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结果，使心理学家们大吃一惊。

那些志愿者的脸明明是干净的，没有疤痕。他们之所以产生那样的感受，是他们心里的“疤痕”在作怪。我们每个人心中，多多少少都有这样那样的“疤痕”。

比如，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不够优秀、有缺陷、不可爱、卑微无能……那么，我们在与外界交往中，就会用有认知偏差的内心去寻找证据，直到自己的观点被这些证据证实，然后再陷入更加牢固的“疤痕”印象中。

台湾张德芬老师在《遇见未知的自己》一书中说：“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是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自己。

中国南宋哲学家陆九渊有个著名的观点——“吾心即是宇宙”，其中蕴含的道理与此类似。

注:其实佛家对心理的观察早就有类似结论，儒家的心学受到佛家唯识宗很大影响。

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而由心故画，诸法性如是。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夜摩宫中偈赞品第二十》

从“疤痕实验”看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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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实验就是让志愿者们自我意识达到自我认同，形成“我是有疤痕的，我是很难看的”这样的一种认知。而所谓的疤痕，其实在后面说是为了更逼真的时候就清洗掉了，那么既然没有疤痕，你又是怎么感觉到别人在特别的关注你呢？甚至还有歧视你的？  

说到这里我们大家是不是感觉到了什么呢？暗示，其实不仅仅是暗示，我们人都是跟着自我认同走的，你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它就会影响着你对世界是怎么反应的。在你的世界里，你看到别人对你怎么怎么样，其实谁也没有很在意你，那只是你自己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影响，然后你就会对外面进行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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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是不能直接看到自己模样的，只能通过镜子、照片。

同理我们一般也是透过别人的眼光来认识自己。

医学诊断，尤其是精神科诊断，因为涉及心理，和心理测量结果一样，也有标签效应、暗示效应，亲历者需要辩证看待诊断结果，所谓发展眼光，即精神科的诊断，也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的身心状态本身就在不断变化之中。

我部骆方老师在光明日报发文｜再好的心理测验也要使用得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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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并非一成不变，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测验结果。并不能将测验结果作为一锤定音的，预测未来的标签，人的暗示作用很强，很可能会因为皮格马利翁效应，使标签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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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森塔尔效应，又称“皮格马利翁效应”或“人际期待效应”，是一种社会心理效应，指的是教师对学生的殷切希望能戏剧性地收到预期效果的现象。由美国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L.雅各布森于1968年通过实验发现。利用这种效应，我们可以激发他人的潜能和动力，提高团队和个人的绩效和竞争力。

罗森塔尔的猜想与假设：教师的期望对学生成绩及行为表现影响非常大。比如，在学校教育中，教师对高成就者和低成就者分别期望着不同的行为，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从而维持了他们原有的行为模式。因此，他希望通过实验证明，当教师对学生抱有高期望时，学生的表现会有显著提升。

罗森塔尔提出以上猜想也可能受到皮格马利翁故事的启发。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的一位国王，他爱雕刻，也爱自己亲手雕刻的石像女子，他像对待妻子一样对待这位石像女子，亲吻她，爱抚她，为她起名字，他诚挚地向神乞求让她成为自己的妻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始终如一、从未动摇，最后爱神阿芙洛狄忒被他打动，赐予石像生命，让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人们基于对某种情境的知觉而形成的期望或预言，会使该情境产生适应这一期望或预言的效应。

总的来说，罗森塔尔效应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相信与期待。只有我们相信孩子，孩子才能够自信。家庭的亲子关系中，作为家长，我们必须从心底里告诉自己，我们的孩子是优秀的，是潜力无穷的。

（2）警惕反向暗示

存在一个值得警惕的误区——反向暗示的潜在危害。遗憾的是，有些家长或老师不自觉地给孩子贴上了负面的标签，诸如“上课爱走神”、“多动”、“能力不行”等等，这些不经意的言语如同微妙的心理暗示，悄然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随着时间的推移，孩子可能会不自觉地朝着这些被“预言”的方向发展，仿佛真的被贴上了“多动”等负面标签，行为上逐渐与之相符。因此，潜意识是非常神奇的东西，它能让一个人的情绪和想法通过微小的动作和不经意的语言传达给对方，从而达到相互影响的结果。这提醒我们，每一句评价都可能成为塑造孩子行为的无形之手。

评:是否也可以说，心理学中皮格马利翁效应在医学上的一部分表现，就是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

同一回事在不同学科的叫法不同。